《臺灣百年新詩》的WHY？HOW？WHAT？
黃粱《臺灣百年新詩》的書寫起點：1996年三千字短章＜詩與歷史――臺灣早期新詩的精神裂隙和語言跨越＞，定稿於2022年年底五萬字長文＜臺灣新詩的歷史脈絡與文化特徵＞。全書二十七年經營與四十萬字篇幅，究竟所為何事？這是連我自己都想要尋求解答的疑惑。問題拆分三部分：為什麼寫？如何寫？文學標的是什麼？
一、WHY？為什麼寫？
我為什麼書寫《臺灣百年新詩》？這個問題真不好回答。第一、它沒有現實利益（沒有稿費也非學位或升等論文）。第二、它耗費超常的時間、精力、金錢（投資報酬率是負數）。第三、它難以贏得掌聲（審美批評與價值裁決的嚴肅性不容妥協）。第四、它會遭遇出版困境（考量市場與成本因素出版社退縮）。正因為成就此事異常艱鉅，黃粱會堅定挑戰誓願完成，排除萬難全力以赴。跨越邊界與拓寬邊界，是詩人意識的核心動能與精神指標。
「為什麼寫？」也反映詩人意識對異他/邊緣的一貫堅持。異他是相對於主流敘事而言，邊緣是相對於權力核心而言。臺灣的文學環境受到權力網絡與時尚流行的長期制約，導致集團化、同質化、淺層化皆非常嚴重的文化生態，多元文化流於空談，具有前瞻視野/變革能量的詩人文本與詩歌文本經常陷落自生自滅的困境。《臺灣百年新詩》強調異他美學的先鋒性格與批判精神，堅持站在邊緣的位置觀察思索，發出詩的另一種聲音。
二、HOW？如何寫？
「如何寫？」牽涉到結構佈置與價值取向。如果《臺灣百年新詩》參照主流敘事遵循時尚常軌，面面俱到人人有獎，這種文本俯拾皆是不需要錦上添花。如何勘查詩與歷史的交流互涉，如何編織詩與思想的審美互動，才能助益臺灣新詩的文化重構？
第一：重新梳理歷史脈絡樹立精神標竿。詩史書寫，首要處理的命題是：通與變。臺灣新詩根源於何處？根源與流動之間如何通如何變？發展過程有何環境制約？有何促進演化的嶄新因素？整體文化圖像有何特色？詩歌精神有何特徵？優點有那些？缺失如何修正？其次要處理的命題是：顯與隱。「顯」，主流顯豁者；「隱」，邊緣隱匿者。影響顯與隱的諸種力量是什麼？顯的作者與隱的作者各自有何虛實？提昇邊緣隱匿的作者，沉降主流顯豁的作者，讓虛實回歸應有之位，是詩史寫作的重要任務。
第二：設立審美尺度，詳細詩學闡釋，定奪文本評價，以「黃粱詩學」的審美標準一以貫之。本書的詩思維核心是審美判斷。審美判斷針對新詩文本的美學命題，不牽涉作品的社會觀感與作者的名氣地位。審美判斷必須以道德判斷為評量輔佐，才能釐清對象文本的創生環境並調校評論者的心理意識。審美判斷必須考量歷史判斷。歷史判斷有雙重考衡，第一重是當代文本與歷史文本的比較，以此裁決它在審美評價座標的位置；第二重是具體文本與「臺灣」的在場關聯，考察它和臺灣族群、歷史、文化的交流互涉。審美判斷是核心判斷，道德判斷與歷史判斷是輔佐判斷，不能本末倒置，不能因強調臺灣主體意識而輕忽對象文本的審美因素。
第三：多重維度的歷史裁決與審美梳理。全書以時間維度的歷史（沿革性詩史）、空間維度的歷史（地域性詩史）、語言維度的歷史（語言性詩史）為基礎評量，價值維度的歷史（精神性詩史）為進階評量。沿革性詩史關注不同時期的新詩文化差異，歸納出臺灣百年新詩前後四波的文學體質變革。地域性詩史關注來自不同地域作者的文化特質及其源流。語言性詩史呈現臺灣多族群多語言豐美的詩歌文化圖景。精神性詩史分析臺灣新詩的語言空間與詩歌空間，總結臺灣百年新詩的詩歌精神。
第四：全書文化圖像展現生態詩學三大特徵：原生性基因、多樣性物種、完整性群落，關注邊緣族群與角落文本，彰顯臺灣新詩蘊藏的富饒生機。《臺灣百年新詩》介紹排灣族古謠部落頌與台語白話字詩，再依詩人群體劃定六大文化區塊依序評論：「日治時期」詩人群、「跨越語言的一代」詩人群、「大陸來臺詩人」詩人群、「笠詩社新世代」詩人群、「戒嚴世代」詩人群、「解嚴世代」詩人群。釐訂八項語言類型：旅臺日人日語詩、臺灣詩人日語詩、華語詩、台語詩、客語詩、原住民族語詩/華語詩、新住民母語詩。梳理八種詩學模式：臺灣民國詩學、臺灣日本詩學、臺灣歐美詩學、命題作文詩學、現實主義詩學、無政府主義詩學、解構詩學、審美精神詩學。探索三個人文專題：臺灣新詩的異他敘事、詩與史的詩意迴響、新詩文化周邊命題的考察反思。
三、WHAT？文學標的是什麼？
《臺灣百年新詩》的文學標的是什麼？它呈現什麼樣的文化圖像與詩歌精神？凸顯什麼樣的意義與價值？
第一、強調詩史互證的文化意義，深化詩歌的歷史視域。本書的敘述內容為臺灣新詩史，主要歷史區間：1922年至2022年，歷史敘事（史）與詩學闡釋（詩）並重，這種組織架構與敘述模式能夠達成「詩史互證」的文化意義。詩是一面鏡子，不但鑑照個人生命史（小敘述）也反映社會環境變動（大敘述）。詩可以擴充歷史材料深化歷史詮釋，反過來說，歷史趨勢也深刻影響詩人的性格與作為，變動詩篇的書寫向度與文化視野。歷史敘事剖析外顯時空動向，詩學闡釋探索內隱場域特徵，將外顯現象內化，將內隱情結裸露，彼此交流對話，才能達成詩史互證的目標。
第二、提昇詩的文化位階，顯揚詩歌精神。本書將「詩」定位為創造性自身，詩歌空間有機生成，並對「無限」進行永恆渴求，詩意迴響無端無盡藏。「詩」是語言的最高形式，「詩的經驗」是一切審美經驗之核。本書效法古典時代的詩歌精神，將「詩」提昇到崇高的文化位階與創造意識的軸心，以此界定詩的審美理想。「詩」要想在當代的文化與社會成為一個重要角色，有益社會人心，參與推動時代巨輪，「詩歌精神」必須顯揚。詩人不是美文作家，不應執迷於名聲利益；詩人是革命者，不管是觀念革新還是社會改造，詩人應當是領銜者當仁不讓。
第三、臺灣新詩文化的主體性建構。「臺灣」不是一個抽象符號或空洞場域，而是族群、語言、土地、歷史、文化的集合體，彼此呼應相互協調，組織「臺灣」的生成基因，結構「臺灣」的骨架肌理。「臺灣族群」與「臺灣文化」經歷多元族群混血、多元文化融合的歷史過程，群族成分與文化內涵長期處於變動不居狀態，唯一能夠凝聚住民共識使之精神不致潰散的是「臺灣主體意識」，簡稱「臺灣意識」；臺灣意識的核心是土地倫理關懷，認同這塊土地做為安身立命的唯一家園。如何凸顯臺灣文化主體性？詩人文本∕詩歌文本與臺灣有「在場關聯」，簡稱「在臺灣」。廣博深刻的在場關聯，著力於文化建構、族群關愛、社會批判、歷史反思，文本與時代環境具有臨場感/身體感的審美互動。
第四、創造出史詩恢弘格局的詩史氣象。一切民族的文學史均發端於史詩，書面文本的史詩又脫胎於口傳文本的民間敘事歌謠或部落神話傳說，史詩呈現一個民族的族群性格與精神意志。司馬遷（約前145-前90）的《史記》是以「人」為中心的文學敘事∕歷史敘事，將文學想像與歷史判斷、道德判斷緊密連結，從全書的宏觀視域與價值取向而言，可納入史詩範疇。當代最富有史詩精神的前蘇聯詩人安娜‧阿赫瑪托娃（Anna Akhmatova，1889-1966）的《安魂曲》雖然篇幅不算長，歷史意識與思想情感卻足以和一整段歷史與一整個族群，共鳴出恢弘廣闊的詩意迴響。黃粱《臺灣百年新詩》的文本內涵與文學意圖，也蘊含上述的文化精神與歷史視野。（文∕黃粱2023年12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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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改寫歷史敘事，重構新詩文化，深化詩學認識
●《臺灣百年新詩（下卷）：精神標竿與文化圖像》
●2024年1月，秀威釀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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